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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国文化中的森林崇拜



  森林、树木与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树木与森林对于德国文化、德国人的意义之大,大概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望其项背。法国记者贝尔纳·努斯(BernardNuss)认为:“德国人热爱森林,首先是崇拜`德意志森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在德国一样,森林具有如此巨大的情感价值。”

  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德曼特(AlexanderDemandt)则认为:“森林和树木对于德国人而言,是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对乡土的眷恋、他们的内心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可以与之相比。”

  正因为森林在德国文化中被赋予的独特意义,所谓“德意志森林”所传达的并不只是一种地理或自然概念,而是在历史的发展中承载了德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厚内涵而被神化,演变成了一个准教会。时至今日,森林在德国文化中仍然具有独特的、近乎神秘的意义。19世纪以降,森林可谓成了德国人心灵的庇护所,德国人对于森林的情感依恋已经演变成一种“森林崇拜”(Waldkult),如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Canetti)所说的那样:“德意志民族与其森林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神经质的关系,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令一个民族如此痴迷”。

  19世纪的德国学者威廉·里尔(WclhelmRiehl)说:德国人必须使森林保存完好,“以便民族生命的脉搏炽热并且欢快地继续跳动,以便使德国成其为德国”。里尔还说过,“你们若是把森林砍伐殆尽,你们就夺走了德国人的生命元素”。俾斯麦虽有“铁血宰相”之称,但是侠骨中亦不乏柔情,对于森林和树木情有独钟,自称为“树痴”。

  追溯历史可以看出,树木和森林与日耳曼人的关系渊远流长。早在德国还远未建立的时代,森林就与日耳曼人结下不解之缘。公元9年,罗马大军远征日耳曼,被日耳曼人在条顿堡森林打得落花流水。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罗马军团之所以败在日耳曼的乌合之众手下,日耳曼的大莽林功不可没。

  在日耳曼-德意志人皈依基督教的过程中,树木也曾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传教士博尼法斯在德意志地区传播基督教时,在今天的黑森州一带遭遇极大的阻力。公元723年,博尼法斯下令将位于弗里茨拉(Fritzlar)、被当地人视为圣树的一棵巨大的橡树砍倒,并用其木料来建了一座基督教堂。当地人看到“圣树”被伐倒后,他们的神灵并未显灵报复,不得不承认基督教的神比他们的神灵更加强大,于是皈依了基督教,这就是著名的“多纳尔橡树”(Donareiche)的故事。德国的艺术作品中也很早就出现了树木与森林。

  早在16世纪初的“多瑙画派”的绘画作品里,植物就已经频繁出现,成为多瑙画派的一个重要题材:“多瑙画派的艺术家们恰如其分地把历史冲突翻转移植进了他们的画作之中:以相互矛盾的解读方式,宗教改革及帝国的统一、暴力及寻求庇护、普世性及民族身份的发现,都在想象出来的森林场景之中得以留存。”

  后期哥特艺术中,植物和树木也频繁地出现在教堂的装饰艺术中。英戈尔施塔特的圣母大教堂中,教堂的厢堂里大量出现用植物构成的装饰;艾希施泰特的大教堂里,穹顶上布满了树叶形状的装饰;而在弗莱堡大教堂里,著名工匠汉斯·维滕于1500年前后建造了一个酒杯形状的布道台,整个酒杯犹如一个花蕾,上面布满植物状的装饰。与此相反,同时代的意大利建筑中则几乎见不到植物、树木形状的装饰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中世纪和早期近代的德国,森林神话只是存在于德国人集体心理的底层,条顿堡森林之战、森林的神秘含义还沉睡于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记忆中,有待于历史将其唤醒。相反在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功利和实际需要压倒了艺术和神话,森林实际上主要是获取木材和燃料的资源,森林的形象显得乏味与世俗,离现代德国文化中的森林崇拜的路途还很遥远。

  所以19世纪前,森林和树木对于德国的民众而言,也并不比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具有太多的形而上的、甚至是神秘的意义。客观地说,森林在德国文化中的神秘意蕴主要是德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从历史进程来看,德国的森林崇拜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一是森林的无害化;二是森林的神秘及神圣化。

  “德意志森林”的无害化源自森林的商业化。与西欧其他国家一样,德国的森林也曾经历了一个商业化的过程。而且正是在商业化之后,尤其是在后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森林才被赋予了神圣的、神秘的、甚至是形而上的意义,终于成了一个自然圣殿,获得了“森林大教堂”(Walddom)之名。

  无害化、尤其是人工林的种植改变了森林的面貌和形象,森林于是从一个普通的自然景观独立出来,进入了文化的界域,获得了文化的意义。德国的工业化之前,密不透风的茫茫林海并非是人们星期天下午休憩散步的好去处,非但不是散

  发着亲切感的自然圣殿,反而是一个令人恐怖之地,是陌生的、异己的。在实际生活中,人与森林的关系常常是敌对的。德国的许多童话都以森林为背景,而这些森林的形象很少是友善的、具有亲和力的。

  森林与各种鬼怪传说纠缠在一起,更加深了人们的恐惧感;即便没有鬼怪出没,至少也有绿林豪杰在树林中觊觎过往的商队和行人。所以在这种状态里,形容森林的词汇大都是不友好的,甚至是恐怖的:“无法通过的”(unzugänglich)、“阴暗的”(dǜster)、“悄无声息的”(lautlos)、“野蛮的”(wild)、“贫瘠的”(unwirtlich)等等,而这些词语表明,德国的森林给人最基本的印象是“莽荒的”(rauh)。

  凡此种种,都说明此时的森林并不可爱,相反被商人、旅人视为畏途,森林与人更多的是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这种情况有待于森林的无害化来改变。所谓森林的无害化,指的就是森林在被人利用的过程中,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不再对人的安全产生威胁的过程。早在日耳曼人的时代,欧洲中部大都为浓密的森林所覆盖。但是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多的粮食,需要促进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则需要耕地,于是人们砍伐森林以获取耕地的行为一直持续不断,“Rodung”(砍树以垦荒)一词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写照。除了垦荒之外,森林还是建材和燃料的天然仓库,因此被大量地砍伐。从伐木这个行业还产生出了一个新词,即“Holzweg”,其含义为从树林外到树林里去伐木,并不穿过森林,而是伐木后携带木材再回来,后来“Holzweg”就演变成“Sackgasse”(死胡同)的同义词。

  到了中世纪后期,德国人口和经济继续增长,人们对于燃料和耕地的需求亦同步增长。德国又是欧洲冶金、矿产、玻璃、制盐业的大国,原因之一是德国的矿藏丰富,原因之二就是德国盛产木材。这些产业都需要大量的燃料,为了满足工矿业的需求,大片森林被砍伐。此外,德国还大量出口木材到荷兰等地,以满足当地兴旺的造船业对木材的需求,童话《冷酷的心》里就生动地描写了德国人用木排把德国木料顺流而下运往荷兰的情景。另一方面,正在增长的人口、新建立的城市、不断扩大的老城市都需要大量建设用地,这些因素也导致森林被大量地砍伐。

  1300年前后,神圣罗马帝国的森林覆盖率下降到了其领土面积的四分之一;而到了1500年前后,森林已经成了一种短缺的资源。但是伐木的斧子每一次挥动,森林中的野兽和妖魔鬼怪的地盘就被夺去一块,伐木活动不断地蚕食着野兽和精灵的栖息之地和藏身之所。到了工业化时代,先进的采伐机械的发明和改良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林中的精灵似乎被砍伐机械的轰鸣一扫而光,格林童话中的可怖景象似乎不复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大批的原始森林(Urwald)作为一种自然资源被砍伐,出现了毁林的现象。

  森林面积的减少,意味着财富的减少。因此德意志许多邦国的君主都极力发展林业,提高林业产量,以获取更多的木材。从16世纪起,一些德意志邦国的君主开始颁布森林法,通过国家干预的手段来增加森林的覆盖率。蒂罗尔地区、符腾堡和黑森率先颁布了植树造林法(Forstgesetz)。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勃兰登堡大选帝侯于1685年颁布法令,规定每一对新婚夫妇必须种植6棵果树、6棵橡树方能成婚。德国其他邦国的君主也纷纷步其后尘,大量植树,人造林(Forst)渐取代了原始森林,成为木材的主要来源。到了1900年,尽管德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但是德国的森林覆盖率还是恢复到了德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

  随着森林的被开发,宽敞、平整的道路贯穿于其中,森林不再是“无法接近/通过的”,穿过森林的旅途也不再是危机四伏的,森林不再是危险的;与此相反,森林开始散发一种亲和力。为了尽快取得经济效益,为德国人所热爱的许多珍贵树种,如橡树、山毛榉和梣树,因生长期长而被生长快、收益快的树种如杉树和松树所取代。

  森林景观的这个变化对于森林的神圣化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杉树是针叶树,高大、挺拔,树叶集中在树冠。成片的、密集的杉树合在一起,地面上留出了较多的空地,可以供人活动、散步和休憩。茂密的树梢紧密相连,在天空与地面之间建构起一个巨大的屏障,犹如一个巨大的屋顶,留给人们许多想象的空间。在浪漫派诗人的笔下,这个绿色的屏障被誉为绿色的帐篷或是屋顶,被赋予了为人们提供庇护的意义。

  但是森林的无害化,只是森林形象从负面到正面的嬗变的外因。倘若没有内在原因,森林也不可能从被利用和开发的自然对象转变为“森林大教堂”,直至成为人们的心灵庇护所。德国森林的神秘及神圣化的根本动因,是德国的工业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大变革。19世纪工业化过程中,德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了人口的大流动,大量的人口、特别是贫困地区和农村人口不得不背井离乡以寻找生计。物质层面上的流离失所,引起精神上的“无根化”(Entwurzelung),正如历史学家哈根·舒尔茨(HagenSchulz)所说:“这时主导一切的感觉,就是人们被诸多匿名的力量所统治而无可奈何,[……]一句话,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社会行为准则丧失的、不知所措的感觉以及这样一种认同危机。”

  究其根本,德国文化中森林崇拜的“始作俑者”和深层原因主要就是德国社会的这个巨大转型。德国的工业化始自19世纪初,于19世纪中期全面起飞,而德国的森林崇拜的产生时间恰恰与此同步。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无害化之后的森林为生活在转型期的德国人提供了一个心灵上寻求庇护的场所。

  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转型期社会秩序的混乱、流动人口脱离故土后的不安全感、由此产生的恐惧、命运的不可捉摸,以及更深层面上的人的存在受到的威胁等等,都在森林提供的意象里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如果对德国的文学作品作一番考察,可以发现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德国文学中,就已经有吟诵森林的诗歌出现,但为数尚不多。而到了18-19世纪之交,以森林和树木为题的诗歌数目显然大幅度增加,许多诗人、哲人都热衷于礼赞森林、歌颂树木,诗人歌德的诗作中以森林为背景的作品中多有佳作,如那首《漫游人的夜歌》。

  在这首著名的诗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森林已经被无害化,不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而是人的生存的保障,给人的生活提供着便利和安全感;这样的森林散发出来的是一种亲和力,尤其重要的是森林已经与人的情感世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是就在这首诗里,森林还未脱离功利的范畴,还承担着改善人的物质生活的任务,森林里的神圣化还未现身。

  在政治层面上,森林在这时也被纳入民族救亡的视野。福建女教师日本失踪前画面曝光 福拿破仑战争期间,德国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把德意志森林纳入政治思考之中。无论是克莱斯特的《赫尔曼战役》、还是浪漫派画家的画作中,森林都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和题材。当德意志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森林给德国人的心灵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如格林童话《哥哥与妹妹》里所表述的那样。而在抗法战争中,森林又预示着胜利的希望,如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DavidFriedrich)的画作《林中猎人》(DerChasseurimWalde)描绘的一个踽踽独行于茫茫的德意志林海中的法国军人,巨大的森林与渺小的人像之间极不对称的比例,预示着法国军队将被淹没在德国人之中、德意志必将胜利的结局。

  这个巨大的社会和文化转型在德国的浪漫潮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述。实际上,德国的浪漫派艺术对森林崇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浪漫派诗人蒂克首先使用了“林中寂静”(Waldeinsamkeit)这个概念,此后,“林中寂静”演变成了德国浪漫派文学的一个符号,也驻留在了德国人的心中,浪漫派诗人艾兴多夫更是被视为德国文化森林崇拜的“始作俑者”。当然,艾兴多夫笔下的森林偶尔也并非全然可亲,有时也不那么可爱。但是他笔下的森林绝大多数都是纯美的意象,即便含着伤感,也表现出一种哀怨的美。在他的森林诗中,《离别》(Abschied)一诗堪称最有代表性、也最脍炙人口:

  在艾兴多夫的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世界相对而立:一个是外面的世界,一个是林中的世界。“外面”是一个“忙碌的世界”(diegeschäftgeWelt),令人厌恶:“人间,繁忙的世界/长长欺骗地喧嚣的一瞬间”,其中充满“欺骗”。世人不得不为生活所迫,在“外面”的世界里流浪:离开故乡,离开熟悉的地方,来到“陌生”的地方。与此相反,森林被建构成一个远离尘世的喧嚣、远离世俗的功利、没有危险的世外桃源。“高挺”的树干“兄弟般地结成联盟”,支撑着树冠,森林由是形成了一个“绿色的帐篷”,一个“星辰织就的外套”,在外面的世界里备受困苦的人可以在这里“藏匿”他们的“欢乐和忧伤”。

  正是由于森林具有这样的功能,所以才得以成为虔诚者的圣殿,给处于漂流之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在这个语境中,寂寞不再仅仅是令人感伤的情绪。从蒂克的“林中寂静”开始,寂寞同时也意味着清净,与外界的喧嚣形成鲜明对照,获得了一种正面的价值。森林,作为“繁忙的世界”的对立面,成为一个精神和灵魂的庇护所,给身体和精神双重流浪着的人们提供着“庇护”(Geborgenheit),实则就是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或曰被庇护的感觉,大概就是森林在此时之所以被神圣化最重要的缘由。心灵的“避难所”在当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是一个重要所在,有助于安定人心、缓解社会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歌都是创作于1810年前后,强调这个时间点是很重要的。

  1807年,普鲁士迫于拿破仑战争中败北的压力,率先在德国推行一系列改革,其中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废除农奴的人身依附,给与平民以迁徙和婚姻的自由。迁徙自由的实施自然是德国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是进步总是要求为其付出相应的代价。而在事实上,在德国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迁徙自由也促进了“无根化”的产生和强化。自由迁徙促进了人口的流动性,从而也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并且逐渐打破了等级的限制,使社会向着水平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而婚姻自由又导致了人口爆炸,使得大量人口为了求生而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寻找生路。

  迁徙的方向一是移民国外,一是内部迁徙。就内部迁徙而言,这个大迁徙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从农村流向城市,另一个是从东部流向西部工业发达的鲁尔区。

  这个时期,德国诗歌中大量出现“故乡”(Heimat)的主题。所谓“故乡”,也就是“乡土”、“故园”、“家乡”、“家园”,就是指人们出生并成长于斯的地方。人与家乡之间的情感联系给人提供着安全感,生活在一个熟悉的世界里,比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更加令人心境安稳。与西方的航海和商业民族大不相同,由于德国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相对较晚,德国人在农业社会里生活的时间更长,特别是德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小邦国林立的政治格局,使德国人长期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

  在这种社会中,人口的社会流动性很低,于是就产生了德国人“恋家”的文化现象。而社会的急速大转型在刹那间把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赶出他们的故园,德国人口的流动性急速增加,德国人恋栈的根性受到致命的冲击,故乡的丧失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并且对人们的内心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故乡”的丧失与对“森林”的向往,在逻辑上形成了一个因果链。因此,乡愁这个永恒的主题在这时被赋予了更为强烈、更为独特的时代内涵。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等级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本来就使人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再加上离别故土、适应陌生世界的压力,人们处在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之下。

  身处异乡的人们不但在精神上处于漂泊和流浪的状态,而且同时也就失去了与故土的血脉联系,故而失去精神上的根,世代被捆绑在领主土地上的人们从未有过客居他乡的体验,对此没有心理准备。生活在这种心态中的人们想要在心灵中获得一定的安慰和安全感,也是很自然的。在这个“无根化”的进程中,不只是社会的中下层备受煎熬,就连贵族阶级也未能幸免。

  诗人艾兴多夫创作《离别》诗的时候,他本人同样也遭遇了“无根化”的命运。他家族的庄园由于经营难以为继,不得不于1810年被迫出售,他也被迫背井离乡,远走他乡,与故园的情感联系被切断,内心里遭受了一次“无根化”的打击。这首《离别》本是要表达他个人因为丧失家园、流落他乡而感受到的苦楚,表达他本人在面临新的不可知的生存环境时的不安和恐惧,可是却一语道出了这个时期德国人心中普遍的感受,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成了森林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

  社会转型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城市化,不但改变着传统的自然景观,同时更剧烈地改变着人们的心理状态。社会中下层的人们、尤其是无产者为生活所迫,哪里有工作就到哪里去,大量农村人口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土地,迁往城市,而城市化的进程又加剧了流动人口的无根化。

  以鲁尔区的埃森为例,1815年的埃森仅有1万人口,而1905年,埃森的人口已经猛增到23万。1800年前后,德国仅有柏林和汉堡两个10万人口的城市;而1871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8个,1880年上升到14个,1914年则上升到48个。一个个城市拔地而起,迅速增长的财富与迅速扩大的贫困相辅相成,一种新的生活秩序迅速取代着千百年来形成的、人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匆忙与噪音取代了缓慢与宁静,工厂的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和源源不断的工业垃圾,污染着洁净的自然。

  最重要的是,德国社会的等级制度还未完全解体,而阶级社会却已经产生。在城市中,人群迅速两极分化,有产者与无产者的界限迅速划定,沦为无产者的人们处于有产者的压迫之下,其精神上又增加了一层负担。对于命运的不可知、个人生活的无保障,更使不安全感加剧,因此寻求心理保障的需求日趋强烈。对于草根阶层而言,“无根化”的后果当然更为严重。

  失去故土的乡民们,除了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陌生的、不友好的世界之外,还遭受着社会形态解体带来的冲击。在改革以前的乡村,人们的生活形态以“户”(Haus)为单位,一个“户”所包括的范围,除了户主(Hausvater)及其亲属外,还包括生活在这个“户”里的雇工、使女等人。这些人一方面受着户主的压迫,但户主同时也承担了给该户成员提供生存保障的责任。换言之,在中世纪生存状态下的德国人,尽管生活并不富裕,但是基本的生存还是得到保障的。

  在这种生存形态中,“下人”们没有可能、但也无需自己为自己的生存操心,一切皆有师傅或户主作主。而“无根化”后的人们流落他乡,不仅生活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们中,而且旧有的生活形态不复存在。社会的下层获得了迁徙和择业的自由之后,也不得不自己承担起了谋生的责任,生活的担子压在了自己的肩上。在这种生存状态中,心理的压力远比在传统的形态中要大,心理上寻求保障和安全感的愿望也就同步增长。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旧有的生活形态消失了,过去联系人们的许多纽带,如教会、各种协会、团体、经常喝酒的酒馆、甚至家庭,在新的居住地都荡然无存,而新的联系还有待建立,但是这一切又何其难也,就像史学家们描述的那样:“这个时代人们最主要的感觉就是流离失所———家庭纽带断裂、宗教联系松弛、习惯形成的对于地区和上级的忠诚感被抛弃。无论是工业社会的环境还是工厂都不能替代这种感觉。”

  因为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联系也就越来越松散。生活在这种状态里的人们情感的、心灵的需求无处获得,而森林就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在艾兴多夫的诗中,森林起着个“Hort”(安全之地)的作用,给与那些在“外面的世界”中被命运折磨的人们以极大的慰籍。

  社会流动性导致“无根化”的现象,而“无根化”后的人们在心理上饱受着不安全感的侵扰,因此对于安全感、被庇护的感觉有着特殊的向往,这一点,可以从19世纪下半叶德国社会中许多人对于“共同体”(Gemeinschaft)的神往和对于“社会”(Gesellschaft)的厌恶中看出来。

  1887年,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önnies)发表了《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undGesellschaft)一书,提出“共同体”与“社会”的对立,以及消除“社会”、建立“共同体”的设想。“社会”是由矛盾、冲突、争斗构成的,阶级之间、信仰之间、等级之间、社会地位之间都充满了矛盾,人生活在矛盾之中。反之,在所谓“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有机的”、“现实的”,而不是“机械的”、“凭空想象的”;在“共同体”中,一切矛盾、冲突都被化解,人与人生活在和谐、自然的关系中。这种对于消除矛盾和冲突的向往,其根源在于对于矛盾和冲突的恐惧和无法应对。而森林提供的意象则呈现出安全、恒久、历经变化冲突而我自岿然不动等特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向往“共同体”的人们的心灵需求,所以也被视为二战以前德国人追求“完美世界”(heileWelt)的体现。

  正是因为森林正在被神圣化,成为德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森林的保护也就被高度重视。威廉·里尔于1835年发出呼吁,谴责把森林仅仅视为木材产地的观念。他呼吁道,一个没有了森林的德国将不复为德国,因为森林乃是德国人民汲取力量的圣地;森林已被砍光伐尽的英国和法国注定将要没落,而世界的前途属于郁郁葱葱的德国和俄国。

  讨论到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工业化或正在实现工业化,但是却没有产生森林崇拜?比如说与德国相邻的法国、荷兰,或是工业化的先锋英国。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工业化的方式,一个是工业化的速度。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问题的解答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还在探索之中,学者们也只能推论。

  以英国为例,作为一个航海民族,英国从海洋上起家,而造船需要大量木材。为了满足造船业的需求,英国也曾大量砍伐森林,以致英国的森林大量消失,森林覆盖率大幅度减少。但是就在这个时期,英国的工业化起步,而英国的工业化是以羊毛纺织业为先导的,需要大量的羊毛,由此需要大量的牧场。所以,森林被砍伐后并未大量补种,相反砍伐森林之后出现的空地被用作牧场以饲养羊,恰好满足了这个时期蓬勃发展的牧羊业和纺织业的需要。

  于是在“羊吃人”的时代,森林被牧场取代,草地与牧场成了英国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景观,而森林不再具有代表性,与英国人的生活和心灵渐行渐远,终于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此外,英国作为资格最老的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化的进程相对比较平缓,不像一些后进国家的工业化那样疾风骤雨般的迅猛。而在德国,工业化开始的时间较晚。但是开始得越晚,其势头却越迅猛,从而带来的问题就越大。

  与工业化相生相伴的城市化同样来势汹汹,使从乡村流入城市和工业区的大量人群在毫无经验和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新生活的节奏呈加速度的态势,越来越快,新事物层出不穷,人们一则感到应接不暇,穷于应付,二则感到世事无常,变动不居的世界里缺少一个恒久的支撑点。

  而树木的生长期长,几十年过去,一片片森林依然挺立,任凭世界千变万化,我自岿然不动,宛若流动的时间当中一个永恒不变的象征,就像历经几百年而兀自矗立的哥特教堂一样,源源不断地给人的心灵输入安全感。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森林不但被享受,而且在心灵寻求安慰的过程中被神圣化了。而森林之所以得以被神圣化,起到了受人崇拜的作用,当然首先要归功于森林的存在。倘若德国的森林像在地中海国家或英国那样被砍伐得所剩无几,当然也会从德国人的生活中消失,森林崇拜也就无从谈起。而德国森林的存在,又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德国的贵族阶级的长期存在。这也许是一个历史的反讽,但确实也是德国的森林得以保存的原因之一。因为狩猎是德国贵族阶级的一大嗜好,贵族的狩猎使许多农民一年的收成毁于一旦,这一点从德国的许多民歌的哀怨和痛斥中都可以看出。

  为了玩得尽兴,贵族们还专门建立和保持大量的“围场”,猎场中的大量树木森林因此躲过了工业化初期的砍伐浪潮这一劫。唯其如此,“德意志森林”才幸免于难,才巍然屹立。也正是由于“德意志森林”决不仅仅是一个自然景观,所以在德国文化中,森林崇拜已经超出政治、等级、阶级、社会阶层的界限,甚至在现代德国,森林崇拜仍旧是跨越各种政治分歧和社会界限的全民诉求。

  无论还是,上层还是下层,都对森林顶礼膜拜,绿党的崛起也借着环保的潮流反映出德国人的森林情结。也正是由于森林已经成为德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德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承载了太多的德国文化的内涵,所以德国森林在环境污染中枯死的现象,对于德国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而是关系到德意志民族心灵世界的完整性的大问题,德文中“森林死亡”(Waldsterben)所传达的情感意义亦殊难译成外语,所以法国人干脆就把德文中的“Waldsterben”加上一个法语的介词“la”作为外来词引进法语,成为“laWaldsterben”。

  在德国的森林崇拜中,还有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未得到解决,这就是什么树种最能代表德国文化。德国的树木种类众多,但德国人最喜爱的两个树种是橡树(Eiche)与菩提树(Linde),其拥趸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树种的拥护者,这一点有大量的诗歌为证,例如那首著名的《菩提树下》。

  紧随其后的是榆树(Ulme),梣树(Esche)则居第四位。但究竟是橡树还是菩提树应该位居树木之首,何者应当成为“国树”,人们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橡树的树杆粗糙多结、线条强健有力,菩提树的树干则比较光滑柔顺,但是二者的外形基本相同,都是雄伟高大,都有粗壮的树干、巨大的树冠、浓密的枝叶;榆树和梣树的树形也大体与此类似,这些德国人喜爱的树种都以体积见长,都显示出一种崇高美,从中或许可以解读出历史上德国人对于宏大、庄严的崇敬与爱好。

  综上所述,德国文化中森林崇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也有社会、文化方面的。正是因为森林与德国人本来就有一种不解之缘,而在德国特殊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森林又给德国人的情感世界提供了一个安全感的支柱,森林在德国文化中才被神圣化了,才出现了“森林崇拜”的现象。森林崇拜、森林情结既给生活于社会转型中的德国人提供了心灵慰藉,但是也同样有助于民族主义的发展和传播。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今天的“新德国人”对于地中海的海滩和阳光的热爱并不亚于“德意志森林”里的寂静和幽暗。蔚蓝的大海、辽阔的天空,也许会拓展他们的心胸;明亮的色调、炽热的阳光,也许不仅晒黑他们的皮肤,同时也在照亮他们的心灵。森林依旧在,几度郁葱葱,而森林情结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是否还得以为继,还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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